结 语本文从法学方法的角度，重新勾勒出无效行政行为认定的分析框架。
法律监督职能的性质、地位及其功能。法律监督之权力束是基于法律监督这一元权力所产生和表达的，法律监督权作为属权力与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职务犯罪检察之五类种权力之间构成了属种关系，即法律监督宪法定位是五项检察职能的来源和基础，而五项检察职能仅能作为其表达和实现形式。
随着国家监察制度的创建发展，检察机关除保留查办司法人员十四类职务犯罪案件的部分特别检察职能外，其他查办公职人员贪污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的违法犯罪案件的职能、机构、人员整体转隶国家监察委之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适时调整为对检察机关各方面办案活动的监督。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三）挖掘法律监督权力束内涵，激活制度结构效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群体系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诠释了其法律监督权这一根范畴的性质、核心要义及其价值功能，重塑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由此须诠释法律监督权力束体系的逻辑内涵，夯实检察理论原创性根范畴种概念子概念的理论根基。这不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性经典观点的引领，而且是将巴黎公社关于人民监督实践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检察制度体系，凸显坚持检察制度人民性之优势。推动四大检察协调发展，增强制度整体效能。
厘准法律监督这一根范畴的科学内涵与外延、其质的规定性与实现形式。 （四）新时代人民检察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及创新发展 新中国70年来，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检察制度历经创建与曲折发展历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体系仍然任务艰巨。当抽象度高到近似空洞公式时，如民法中的诚信条款或公序良俗条款，理论上可以产出难以数计的解释，其本身反而因为不易发生违宪疑虑而通常只当成解析规则来引进宪法论点，即以宪法涵蕴的伦理原则来支持概括条款的具体化。
[4]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42页。同样，如果文本主义方法背离了司法谦抑主义，无疑也是对回避宪法方法的背离，即使不予以明示。由于该方法最终根基于司法权对立法权的谦抑及相互制衡，其界限的确定很难通过法教义学寻找到客观的标准公式。从德国的实践来看，大部分实际生活中的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和对宪法的具体化一样，都出现在各个法院的日常工作之中。
这种基于宪法的法律解释区别于传统的合宪性解释，如施莱希等指出的，在对能被做出解释的、拥有被解释空间的规范进行解释和适用的时候，要注意宪法中的基础性决定，也即所谓的基本权利的辐射作用和主导法院解释的顾及。一般表现为三种学说：(1)否定说，认为普通法院不享有适用宪法的权力。
[4]整体而言，目前国内对于合宪性解释的认识尚未能有效区分单纯解释规则与冲突规则的内在机理，往往将冲突规则的功能混淆于单纯解释规则之中，并试图以此使宪法适用的中国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突破。从Delaware Hudson案开始，法院在运用回避宪法方法时已明确表明其目的仅在于让法院扮演恰当的谦抑角色，而不是去追寻任何立法目的。[21]而德国学者对于传统合宪性解释与单纯解释规则的区分，也离不开德国司法制度中宪法法院与普通法院的功能区分。第四，合宪性解释的适用方式可能具有潜在性。
对此，有德国学者指出，思考上仍须先用通常解释方法(非宪法论点)，寻找各种解释可能性，然后才可加入作为决定判准的宪法论点，[38]并尽可能让其在比较迟的时刻出场。由此，就方法论而言，争论的不是宪法的价值标准是否影响了其他法律领域，而是怎样影响以及影响的方法和强度。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回避宪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以基本权利为界：对于涉及基本权保护内核的内容，如第一条修正案或者正当程序，法院并不倾向回避宪法问题。[88]这种在解释过程中根据宪法而对法律进行转义解释是不允许的而且可能是违法的，是对立法者权限的非法侵犯。
即使存在以上两类情形，法院也不必然就利用适用单纯解释规则的机会，也可能寻求其他的法律方法来解决，以回避宪法问题的出现。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其方法论的具体展开离不开司法权的不同性质，即是一般司法权还是宪法审查权。
Should the Supreme Court Presume That Congress Acts Constitutionally: The Role of the Canon of Avoidance and Reliance on Early Legislative Practice i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116Harv. L. Rev.1798(2003).[12]See Michael L. Stokes, Judicial Restraint and the Presumption of Constitutionality, 35U. Tol. L. Rev.347.(Winter, 2003).[13]参见前引[4]，拉伦茨书，第243页。(3)如果属于立法者在立法时有意或无意(或无法证明)不予例外地纳入规定，或不加以一视同仁而为有意的排除规定致生违宪时(例如违反了平等权)，所形成的可谓不纯粹法律漏洞，此时从德国的实践来看，须靠立法者的修法方能达成。
(3)该方法虽没有对宪法规范进行实质性解释，但毕竟涉及对宪法的一般理解，为此须谨慎处之，否则很可能导致法院过度借助宪法规范而在实质上解释了宪法。[16]之后经由实践的不断发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宣示：只有当一项规定无法作‘合宪性解释时，始能认其为违宪并因此无效。[63]如果秉持贯彻宪法及其优位性的理念价值，法院似乎反倒应该排斥Y解释，而采纳X解释以贯彻宪法，而非通过回避宪法方法去放任宪法问题于不顾。该制可免审级制度的拖延。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55]如果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使用合宪解释方法，将一个法规认定为违宪可能，虽然最终在结果上选择了合宪可能，其他法院(联邦法院或行政法院)则不得再使用同样的解释方法改变违宪可能。
[26]朱福惠：《论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体制空间》，《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Textile Workers Union v.Lincoln Mills, 353U. S.448，477(1957)(Frankfurter, J.，dissenting)。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法院在案中宣称，每一个制定法都被推定是合乎宪法的，法院不应该宣称它违宪，除非它明显地违反了宪法，立法机关的意志无疑应该获得支持。
[14]See Com v. Call 4Call, 5.(1782).[15]See Munn v. Illinois, 94U. S.113，141，(1876).[16]BverfGE2，266(282)，参见林金吾：《合宪性之法律解释原则》，台湾政治大学199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9页以下。有学者从方法标准的角度认为，布雷耶提高了合宪性解释方法的适用标准，而斯卡利亚则是放宽了标准，[80]但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方法标准，而毋宁取决于作为该方法根基的司法谦抑主义。
[67]当然，对于美国的立法优位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立法绝对至上主义。[23]显然，这种方法主要发生在普通法院适用法律的司法过程之中。即使可以对宪法进行理解，并在宪法所宣示的基本价值的范围之内进行方法选择，也不能触及对宪法规范内容的任何界定，因为指向宪法规范的方法论一般只能交由有权的宪法审查机构来解决，如美国的最高法院、德国的宪法法院，我国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会议等。[33]当然，拒绝适用违宪法律并非意味着拒绝对案件进行裁判。
当然，这种方法在集中式宪法审查制度下无疑是宪法影响一切法律领域理念的一种实践形态。从司法实践的经验来看，这种形式审查权主要表现为一种拒绝适用权以及在一般法律方法框架下的解释权。
人们甚至可以说，联邦宪法法院在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提供保护的宪法诉愿程序中，其将宪法适用于具体情况而起到的作用，与其他法院所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德国学者施莱希等将其称为基于宪法的解释，区别于合宪性解释，因为它不是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对规范或其可能的解释进行审查，或在一定情况下决定规范不予适用，而是指在对能被做出解释的、拥有解释空间的规范进行解释和适用时，要注意宪法中的基础性决定。
由此可见，合宪性解释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复数解释进行选择的法则，不涉及解释本身。必须注意，单纯解析规则在实践中须谨慎运用。
宪法法院不必为立法者之错误护短，要让立法者对于其作品遭到废弃的后果能有做出反应的自由，更不应该利用合宪解释来强暴立法者。另一方面，以欧陆理论为模本的合宪性解释方法在知识理解上具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展现其内含的普遍性原理。[70]扬(Young)教授指出，回避宪法方法并不是要反映议会的具体意图为何，而是可以通过此方法施行一定的规范价值。[35]因此，在单纯解释规则的适用过程中，其对于宪法的适用，在方法论上主要以对于宪法所宣示价值的共同理解为基础而表现为一种表面论据，一般并不指涉宪法规范的确定性具体内容。
这种以宪法关于保障男女平等及工作权、结婚自由的规定，来解释民法关于公序良俗的规定，为合宪性解释方法之著例。同样，对于最终问题的解决，法院也不能扩张他们的价值性观点并仅由此而得出结论。
[32]当然，在判例法制度下，虽然裁判基于个案，但判决对之后的司法活动也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因此也不排除法院基于个案的形式审查具有一定程度的潜在效力。司法者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尊重立法者，并尽量将本属立法者的任务交还给立法者。
尽管两者都具合理性，但通过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X解释为更佳选择，而X解释会引起严重的宪法问题，Y解释则不会。[74]回避宪法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将立法目的的澄清任务交还给立法机关，虽然这种谦抑过程在结果上可能并非如立法机关在未来对立法目的所澄清的那样。